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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凤仪:壮阔写东渡本色绘英雄

人物名片

许凤仪,1938年10月出生,作家,文化学者。著有《挺进苏北》《鉴真东渡》《大江枭雄》《熊成基传》《郑板桥传奇》等,其中,《挺进苏北》获江苏省文化厅优秀创作奖,《鉴真东渡》获江苏省政府奖。

瘦弱、纤细、简单、朴实,这是扬州作家许凤仪留给人最初的印象,随着交流深入,才发现内敛、坚韧、执著、勤奋、厚重,是老人最重要的特质。

许凤仪在扬州生活了大半辈子,平山堂的钟声、瘦西湖的月色、万松岭上涛声、小秦淮河的桨声灯影成了老人最爱,鉴真、荣睿、史可法、熊成基、徐宝山等都穿过历史仆仆风尘,在扬州的寻常巷陌和他作了“面对面”的亲切对话。

 

 

研究鉴真,下苦功将近40年

成为“离鉴真最近的人”

 

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应日本朝廷之邀,东渡弘法,成为名扬四海的佛门盛事,流传千古的中日佳话。鉴真被誉为一代圣僧,与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齐名,为中国佛教的东西二圣。早在《宋高僧传》中,便有鉴真的传记。日本更有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,记述鉴真东渡惊心动魄的艰险历程。千百年来,鉴真的光辉业绩,在日本广为传颂,妇孺皆知。日本佛教界称其为律宗开山祖;日本民众奉其为医药始祖,文化大恩人。

鉴真大师以不畏艰难、夙志不变的执著精神,克服一切困难,把唐朝的灿烂文化带到了日本。鉴真不仅为日本带去了佛经,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流传。在佛教、医药、书法等方面,鉴真对于日本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鉴真大师不为自己求安乐、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,以出世心做入世事、“有一众生不得度,我誓不成佛”的宏大誓愿,自利利他、慈悲喜舍的道德追求,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。

对于鉴真的研究,日本学者辈出,著述如云,世代相传。然而,鉴真的故乡中国,对于鉴真的研究几乎中断了千余年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,我国佛教泰斗赵朴初,提议大力宣传为发展中日友谊作出不朽贡献的鉴真和尚,促进中日友好,促进文化交流,立即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。1963年是鉴真逝世1200周年,中日两国文化界、佛教界共同在日本和中国举行了盛大的鉴真纪念活动,并在大明寺举行了鉴真纪念堂奠基仪式;1980年,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下,鉴真像回国巡展,成为千载一时的盛事,轰动海内外。

鉴真一生的行迹及其宗教文化活动,无时无刻、无处无事不表现其深邃远大的思想与情怀。鉴真以其感人的事迹及高尚的行为,在海内外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,为世人所景仰。近年来,我国学者对鉴真的研究,虽说已经形成气候,但大量的文献资料,大多散见在国内外各地报刊和历史档案中,有的早已散失,难以寻觅。要深入研究鉴真,必须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,挖掘新的史料,才能将对鉴真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。

研究鉴真,许凤仪苦功一下就是将近40年,一点一滴,细大不捐,将浩如烟海的散见于早至唐代、远至欧美日的报章、杂志、图书、文献中的有关鉴真的文化资料广为收集,加以整理、汇编成册,为后人研究鉴真提供了最便捷快速的通道。

1978年,许凤仪、朱福烓、姚国定所著的《鉴真》,是国内最早的介绍鉴真事迹的小册子。

2000年,许凤仪的《鉴真东渡》,被认为是一本关于鉴真的传记文学佳作。

2010年,245万字煌煌两大卷的《鉴真文化大观》问世,这是有史以来,关于鉴真研究的集大成者。

如今,他所拥有的鉴真史料,在国内外研究鉴真界都享受盛誉。

许凤仪,被专家称为“离鉴真最近的人”。

 

1980年唐招提寺鉴真坐像回扬

省亲盛况引发深度思考

 

在许凤仪的书橱上,端坐着一座干漆鉴真坐像,姿态端庄,神态祥和,这尊像是由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赠送给这位“离鉴真最近的人”。

如今,鉴真已成为扬州的一张城市名片,鉴真精神、鉴真胸怀、鉴真文化、鉴真品牌早已融入了扬州的城市气质,而这一切发掘打造,都是与许凤仪孜孜以求分不开的。

36年前的一个晚上,当时在扬州市级机关负责新闻报道的许凤仪吃完晚饭,在宿舍区散步,在垃圾堆上,他忽然看见一本“破烂得不成样子”的书,捡起来一读,是一本《鉴真东渡1200周年纪念集》。

尽管书本非常破烂,但一篇篇由赵朴初、冰心等人撰写的文章中,鉴真大师九死一生东渡日本、弘扬戒律传播文化的经历,深深吸引住了许凤仪。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本文集,从此,鉴真大师盲目东渡百折不回的形象,在他心里树起了一座丰碑。

不过让许凤仪更为震撼的,还是1980年日本国宝唐招提寺鉴真坐像回扬省亲的盛况。许凤仪当时负责接待中外记者。鉴真坐像踏上扬州土地的那一刻,那种倾城而出的场面,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。

“那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,在瓜洲到市区的那段20多里的公路两旁,很多农民都是自发从田里到路边来,夹道欢迎,每个人的脸上,都是虔诚。”许凤仪回忆道,“在大明寺接受瞻仰时,每天前来观看的人,一直延绵到山脚下。最后一天,太阳快要落山了,还有个把小时就要停止观瞻,可排队的还有上万人。”

回想当年盛况,许凤仪感慨地说:“鉴真回家,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。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,都会有一种很深的思考和激动。在鉴真大师身上,到底是什么精神,能让人膜拜、敬仰?”

 

出版240万字《鉴真文化大观》

成鉴真文化研究集大成者

 

对鉴真的研究,许凤仪不是最早的,但是对鉴真这个历史人物的完整再现、真实还原、准确把握,他无疑是最全面最权威的,当今中日两国有关鉴真研究的报告会、文学影视剧本评审会几乎都会请上他,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鉴真,比他更说得清鉴真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细节,人们称他为“离鉴真最近的人”。

采访中,许凤仪捧出两本上下卷的《鉴真文化大观》,重达6斤,长达240万字。书里辑录的是从古至今记载鉴真的史料、资料。一字字,一句句,堆砌了鉴真研究的一座巅峰,这也是迄今为止,鉴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。在这本《鉴真文化大观》里,收录了迄今为止有关鉴真的各种资料,包括论文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讲话稿、图片等,类型多样,材料翔实。其中,不乏有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观点。“有的文章不长,但是非常有新意,我也收录了进来。”

每篇文章,都是许凤仪有心收集,足足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,日积月累,才有了今日之大成。其中的艰辛,更是旁人无法想象。比如一本《唐大和尚东征传》,是鉴真弟子思托回忆所著而成的,日本唐招提寺曾赠送一本影印本给扬州大明寺,可惜在文 革期间,这本史籍不知所踪。正当许凤仪遗憾万分之时,他忽然得知这本书落到一个私人手中,真是柳暗花明,在他的再三恳请下,对方终于以线装书的形式给他复印了一本,“那种感觉,实在是如获至宝”。

诚心所至,是各处的支持。在他近40年的收集鉴真史料的过程中,看见的多是理解的笑容,遇见的多是慷慨的捐赠。“一提鉴真大师,就有那种相通的灵犀。”飞鸽传书,信件往来,许凤仪书桌上的史料,也越积越厚。

 

学术研究,不仅在案头更在脚下

沿着鉴真东渡路线探访上千公里

 

既是史料,贵在真实。任何一处疑问,都要许凤仪细细查找了资料,作出修正。经常,一个字都要查找上几个小时,245万个字,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“抠”。为了赶时间,他常常拿着放大镜,工作到深夜。

学术研究,不仅在案头,更在脚下。为了收集到最原始最准确的资料,许凤仪一个人从古运河边宝塔湾“鉴真东渡登船处”到古渡瓜洲,再到南通狼山“鉴真纪念亭”,然后到张家港黄泗浦、江西九江,最后又顺水而下来到南京栖霞寺,跋涉上千公里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,许凤仪发现在鉴真东渡的过程中,不少随行僧人或途中病逝,或葬身大海。在第三次东渡中,船只触礁,船上的淡水和粮食,都被海水卷走。当时,包括鉴真在内的85人,被围困在荒岛上长达八天八夜。只有过往的渔民,给予过一点极为微薄的救济。根据推断,肯定会有人饿死在荒岛上。史料记载,鉴真六次东渡中,随行人员去世36人。许凤仪的推测,那些无名无姓的牺牲者,大多是冷死、饿死、渴死在荒岛上的,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东渡壮歌,却没能被载入史册,十分遗憾。许凤仪说,日本东大寺刻有这36人的名单,他正与有关方面联系,要把这些人的名字拿到,向家乡人民公布。

“最后一次校对,花了整整60天的时间。不敢说全书没有丝毫差错,但是在我这里,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细心。”

终于,在2010年,鉴真坐像再次回扬之前,许凤仪捧出了《鉴真文化大观》这本洋洋巨作,这也是家乡人献给大师的一份厚礼。

 

多方搜集珍贵史料,发掘英雄事迹

为辛亥革命先驱熊成基立传

 

许凤仪的治学严谨,更体现在他的纪实类作品创作中。

熊成基是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,“步徐公(锡麟)之后尘,启武昌之先声”,是历史对出生于扬州的辛亥革命先驱熊成基的评价。然而,很长一段时间,学界没有一部熊成基的传记,也没有为这位大英雄立个祀祠。许凤仪深深被熊成基的革命精神所打动,决心为他立传。

可现有资料太少,他和两位同事决心认真收集熊成基的事迹。许凤仪辗转找到了熊成基的侄子熊树棠等人,从其家人的回忆中,还原真实的熊成基。就这样,许凤仪一直与熊家后人保持联络,直到现在,每年过年,熊树棠等人都要登门拜访。

除了与其后人保持联系,许凤仪还循着熊成基足迹,亲自探访烈士事迹。每到一地,许凤仪都要遍寻熊成基足迹,走进当地图书馆、档案馆,访问当地的文史专家以及知情老人,将熊成基的生平串成一条线,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
当时年近50岁的许凤仪,从扬州出发,经浙江、安徽等地,最终到达哈尔滨。他在哈尔滨查到了为得赏银出卖熊成基的叛徒臧冠三家的住址、熊成基的秘密住处,以及安徽秋操场景。熊成基曾在姑母家住了几天,躲在天井的紫藤架下,就连未婚妻程舜仪当时也不知道未婚夫就在身边。

回来后,许凤仪等人以《热血浇开自由花》为题在《扬州市报》连载,台湾的《传记文学》杂志也作了全文转载。后来,许凤仪和友人合写了一部长篇传记文学《熊成基传》,记述了熊成基的伟大功绩。

另外,熊成基被杀史学界一直有争论,绝大多数人都认定熊成基是因谋刺清朝海军大臣载洵被杀。许凤仪跑安庆、闯东北走访调查,找寻熊成基的足迹,查阅审讯记录,走访相关老人,终于弄清了历史真相——熊成基是发动辛亥革命安庆起义时被清政府杀害的。专家称:“许凤仪对熊成基死因弄清,对东北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。”《辞海》专门给许凤仪来信,并在再版时更改了原先说熊成基为载洵所杀的错误论点。

许凤仪介绍,熊成基烈士牺牲后,尸骸于1912年7月,经同盟会员迎回扬州,葬于大明寺万松岭上。1930年,扬州很多知名人士决定在瘦西湖畔建造烈士祠,名为熊园。当年,熊成基夫人程舜仪拿出部分抚恤金捐助建园。1932年,熊园正式开工。1937年,熊园尚未建成,却遭日本侵略者破坏,大部分建筑被拆卸一空。

2011年,熊成基故居修缮完成,许凤仪多方搜集的珍贵史料就在其中陈列展示。“在民政部门的关心下,熊成基墓将在近期迁至故居,安置在天井内,烈士终于回家了。”许凤仪说,“我不为别的,最大的心愿就是不断传承与弘扬烈士精神,不要让他被时代遗忘。”

 

纪实作品“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”

《大江枭雄》还原真实“徐老虎”

 

许凤仪创作的纪实作品多以扬州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,兼具史传作品与文学作品的特点,既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历史事件,又客观、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,记录和保存了那一段段或鲜为人知、或知之不详的历史,成为传承吾扬历史文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节。更重要的是,在许凤仪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对历史严肃的态度、对创作负责的精神,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发掘、认真整理,从而使整部作品显现出资料翔实,人物丰满,可读性强的特色。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在介绍《大江枭雄》这部著作时的一段评价,可以视为许凤仪历史题材纪实类作品的通用评语:“作品故事曲折生动,人物刻画细腻感人,语言优美流畅,地方风情描写引人入胜,堪称为一部佳作。”

徐宝山、徐老虎这个名字,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是扬州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,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。许凤仪在写徐老虎这部纪实文学时,就决定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资料。

当他得知徐宝山的女儿还在,许凤仪特地到镇江找徐宝山的老家。在当地老人带领下,许凤仪找到了徐宝山老屋,古色古香,小楼三间。徐宝山的女儿说,当年她父亲和母亲就住在楼上,她和老奶奶住在楼下,还是原样。

许凤仪为写徐宝山,与他女儿相见多次。他女儿谈了不少她父亲鲜为人知的故事,有善有恶,毫不回避。许凤仪又得知徐宝山还有两个妻子住在扬州城内,砌了一座小庙宇,对外称住宅。许凤仪特地上门拜访了她们,二人也向许凤仪提供了徐宝山不少材料。

许凤仪得知民国二年出过一本《徐宝山》著作,经过多方寻求,得到一本复印本。书中有徐宝山肖像、炸死后的惨状和追悼会场景,以及大总统袁世凯的祭文,以及外国报纸的报道,如获至宝。

有个书商知道许凤仪对徐老虎研究较深,他希望许凤仪写个杀人不眨眼的徐老虎,并愿出高价买书稿,被许凤仪一口回绝。他说,描写历史人物应尊重历史事实,要对书写的对象负责,对读者负责,千万不能贻误后人呵!

时下,反映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纪实类作品并不少,其中的一些作品为了增加卖点、迎合读者、观众,一味地“戏说”历史、编造故事,在看似热闹繁盛的背后,以通俗易懂为名,掩盖了科学精神的缺乏、严谨态度的丧失。其中的一些所谓“戏说”之作,甚至成了胡编乱造之作,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只是这些作品漂亮华美的外衣,与历史、与纪实其实已经了无关系。

针对这种现象,许凤仪用自己的作品说话。他的作品绝不“戏说”,虽没有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但也字斟句酌,颇费思量。许凤仪曾在记录采访徐宝山的女儿徐光荣的文章中,表明了自己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,许凤仪这样写道:“有人建议我将徐老虎索性写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,才有刺激,我没有同意……我们要客观地告诉人们徐老虎是个什么样的人,才是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……这样写叫人信服。”

“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”,看似轻松的几个字,却需要作者为此付出几多辛勤、几多汗水。

 

治学创作数十年秉持原则:

“对后人有功,对历史有功”

 

许凤仪不仅以“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”的态度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着,他以同样认真负责的态度鼓励着晚辈后学。许凤仪在给一位青年文史工作者的信中写道:“我想,扬州有许多新东西无人花力气去研究,时间久远将会被埋没,而书本上的老资料暂时不翻是烂不掉的。搞新史料费时费力得益少,但对后人有功,对历史有功,何乐而不为?”

“对后人有功,对历史有功”,是许凤仪数十年来治学创作态度。诚如许凤仪所说,“若吾辈都能抱定此守则,那必是功莫大焉、善莫大焉!”

许凤仪的治学创作,首先是一个“静”字。沉心静气,使他面对浮躁,面对虚华时,心如止水,淡泊似山,以大心胸大智慧不受世俗潮流干扰,执著于真善美,钟情于青灯黄卷。写鉴真,许凤仪认定,鉴真是一种追求,是一种精神,作为家乡人,有责任有义务书他写他拜他诵他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动笔起,许凤仪便登上了而且坚持着寥落的文学征帆,远涉沧海,碧海苍梧,去追寻他心目中神圣的传灯庄严佛像。

许凤仪的治学创作,更有“实”字。许先生人品实在、文风实在,《大江枭雄》便是他实在的硕果。“徐老虎”大江南北无人不晓了,盐枭与上将、共和与复辟如此传奇地集于一身,加之史实的扑朔迷离,便使人物具备了复杂的不确定性。许凤仪靠的是个实字,实在地采访,实在地研究,实事求是地评价功与过、是与非。在历史面前,许凤仪做的是老实人。

许凤仪基于爱家乡而写家乡,尤其是对辛亥革命先烈熊成基的创作,融化在其中的是浓浓“情”字。熊成基是从扬州韦家井走出去的推翻帝制、缔造共和的起义总司令,作为一员虎将,在不乏文人的文化古城,显得尤为珍贵独特。而对熊成基的纪念,家乡的重视度,却有逊于起义地安庆和殉国地吉林。许凤仪先生与他的同仁坐不住了,于是,满腔激情便化作了《熊成基传》,并催成了熊成基故居的建成。

许凤仪先生爱说自己是“牛”,有“呆”劲,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治学创作生涯里,这位“孺子牛”,为扬州文化,为扬州名人研究,耕耘出了一片新天地。(姜涛/文   刘江瑞/图  转自扬州晚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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